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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1页）

降临到头上的常常不是什么大事、什么令人发指的恶行。

不，那是一些日常的骚扰、琐屑的无礼行为和细碎的侮辱‐尊严不总是被踩到脚下，也不总是被长筒皮靴践踏，尽管这样的情况也同时存在。

比如陪父亲去商店时就经常碰到。

父亲是个有教养、有尊严的人，但柜台后面的小丫头竟张口叫他：&ldo;嗨，小子！

&rdo;她这样做仅仅因为她是白人。

我的心为我的父亲死了许多次。

他常常不得不强扮笑脸讨好没有家教的坏孩子。

我知道他对此无能为力，即使到别的商店，也会遭到同样的对待。

有时也有例外，但罕见得如炼狱中的冰雪。

这种待遇贬低了我们的人民，深深地侵蚀了他们的自尊心。

我担任教长、后来担任大主教来到约翰内斯堡时，丽雅和我须经&ldo;批示&rdo;方可进入城区。

我们必须到土著人事务专员办事处，在通行证上加盖适当的印章，以示在我就任教职期间允许我们住在约翰内斯堡。

许多黑人必须排长队等待，而白人主子们要么在谈天、要么读报、要么饮茶。

等他们终于屈尊办案时，也从不会以礼相待，而是吆三喝四，让本来已经晕头转向的乡下人更加无所适从。

黑人官员的态度稍好一些。

丽雅被允许作为我的配偶住在约翰内斯堡，她遭受的是双重歧视‐作为黑人，还作为妇女。

她甚至享受不到黑人男性的那点可怜的权利。

在政府眼里，关键在于你是黑人，这是最重要的事实，而不是你其实也是人。

如此这般，即使我担任约翰内斯堡的大主教并身为诺贝尔奖得主，在紧急状态下，我的夫人和女儿也有被拦截并在路边被当场搜身的可能。

由于我的抗议，这样的情况没有出现，她们得以被带到附近的警察局进行搜身。

如果这是他们给予黑人名人的惯常待遇的话，那么对其他地位卑微的黑人又有什么干不出来呢？我自问，当然更知道可怕的答案。

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总报告所引述的一份材料中，后来成为宪法法院副院长的帕埃斯&iddot;兰嘉大法官讲述了他作为一个黑人的经历。

我第一次和司法系统打交道还是……1956年在德班当工人的时候。

正是在此期间，我感受到了1950年《人口登记法》第30号的某些条款、1945年的《土著合并法（城区）》第25号以及当时其他歧视性法律所带来的痛苦、愤懑和侮辱。

对我的直接影响是我为这一切的不公平、不公正深感失望。

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为什么种族这个因素可以决定我应该住在哪里、可以在哪儿工作。

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我要住到男人的宿舍去，只有得到许可证才能到城里和父母一起住。

……我正青春年少，意气风发，认为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什么都无法阻挡，但是我错了。

我的梦想遇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

它在我的周围精心构筑了无理的、屈辱的，而且常常是敌对的环境，其意图就是要打击像我这样希望为自己也为周围的人改善境遇的人……

通行证法和进城控制条例是影响我早年生活的整个法规体系的核心……我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排着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长队。

排到头时，一般遇到的都是蛮横的小干事或官员，或许在你的&ldo;dopas&rdo;（当地指通行证的土话）上赏你一个什么验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