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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第1页）

尽管我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仍未赢得因卡塔自由党的全面参与。

我们的确进行了努力。

他们的正式参与最多只能说是不冷不热，更多的时候是敌对的表现。

我们向该党领袖布特莱齐指出，其组织的普通党员只有在违反人权案件专门委员会作证后，才能根据《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被确定是否属于受害者，是否符合享受总统基金赔偿的条件。

直到我们这样声明之后，他们才告诉其党员应该到委员会作证。

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就会被转给赔偿与复原专门委员会，包括进赔偿金受益者的名单。

我们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处理大量在规定期限的最后时刻才递交上来的申请。

有些受害者可由大赦专门委员会直接转给赔偿与复原专门委员会，但大部分受害者一般是通过违反人权案件专门委员会转交的。

未能及早争取到因卡塔自由党的参与，成了我们的又一缺陷。

在赔偿与复原的过程中也存在缺陷。

首先，大赦申请成功的人立刻就自由了，而受害者则在我们的《报告》递交一年之后还在等待最后的赔偿。

这令我们非常沮丧，前文已经述及。

我也讲过，许多受害者感到，到委员会作证是个转折点，使他们能够为过去画上句号。

但是，包括委员在内的一些人批评我们没能提供长期的心理咨询和帮助。

当然，我们有自己的咨询员，给予证人的支持和同情远远超出一般刑事法庭。

但是，很可能有些人在委员会面前重新揭开自己的伤痛后，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专业帮助化解自己的愤怒，反而加重了创伤。

难就难在我们得到的授权是进行调查，向政府提出赔偿与复原建议，而非实施。

因此，我们无法得到足够的国家拨款，为受害者提供比咨询员更为广泛的心理及其他方面的咨询和支持。

我们非常感谢进来填补这一空白的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但如果这本身即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使命的一部分，情况会大为改观。

当然，能到委员会作证的不过是受害者中的代表，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最终，我们的建议还是要靠政府和公民社会通过赔偿和复原计划，来维护受害者的利益。

尽管委员会和大赦专门委员会通常合作得很好，有时也难免遇到问题。

起草法案时，国民党担心委员会对旧制度存有偏见，因而任命一位法官担任大赦专门委员会主席，并规定大赦决定不得再由委员会审议。

因此，这个专门委员会享有特别的自主权，其决定只有法庭可以审议或推翻。

在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和温妮&iddot;曼德拉的听证会期间，我们得知37位非国大领袖获得大赦。

他们申请大赦的动机可嘉‐他们要表示他们对其干部的行为负集体责任。

然而，在《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中没有在未列举具体罪行的情况下，给予集体大赦的规定，就连我们中间不是律师的人，都对专门委员会的决定颇感不妥。

但我们被捆住了手脚。

我们要提出反对意见，就只有将自己的专门委员会送上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