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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1页）

7月16日，面对华北当权者宋哲元等战和不定的暧昧态度，

北平高校的查良钊、罗隆基、潘光旦、郑天挺、金岳霖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等26位教授和文化名人，联名致电正在庐山参加座谈会的军政要员，吁请政府坚决抗日：&ldo;卢沟桥抗战以来，全国振奋，士气激昂。

几日来忽有天津谈判之举，敌人重兵深入腹地，城下之盟‐‐求不丧权辱国，岂能幸免。

勿请一致主张守土抗战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

&rdo;[2]

7月17日，梅贻琦自庐山密电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

：&ldo;今日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

&rdo;[3]可惜梅贻琦说的是庐山而不是北平，政府的军令部署与时局反复不定，令平津地区望眼欲穿、度日如年的师生和民众所看到的不是守军的积极&ldo;布置&rdo;，而是弃守溃退。

7月29日凌晨2时，天津守军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根据宋哲元撤离北平途中拍发的密电，指挥所部对天津海光寺日军华北驻屯军指挥部、东局子飞机场、大沽军用码头等日军占领点发起猛攻。

&ldo;全市民众殆如除夕之守岁，大多数为炮声惊起，通宵不眠。

&rdo;[4]战斗持续15个小时后，于29下午3时许，接到继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张自忠从北平发来的&ldo;和平有望&rdo;电报，加之日军援军已到，敌特汉奸大肆活动，李文田忍痛下令弃守天津，率部且战且退，向已撤往保定的二十九军司令部靠拢。

日军趁势反攻，地处天津城南八里台的南开大学，突遭海光寺日军兵营炮火袭击，射击的第一个目标是校内高耸的木斋图书馆大圆顶，第一炮弹着点从圆顶旁擦身而过，第二炮击中目标，巨大的冲击力将图书馆圆顶整个切掉抛入空中，因圆顶又大又重，当翻转抖动着落下时，整个书库被压塌。

紧接着，日军数炮齐发，南开大学校园内弹如雨下，秀山堂、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师宿舍区均被日军炮弹击中，顿时楼塌屋倒，几十万册宝贵图书和珍稀资料灰飞烟灭。

炮击过后，日机凌空在校园内外投放炸弹，校园内残存的建筑以及相邻的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均被炸毁。

轰炸过后，凶残的日军又派出大股骑兵与汽车数辆，满载煤油闯入南开大学校园四处投弹，纵火焚烧，整个校园弹片横飞，黑烟滚滚，烈焰升腾。

这所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等人创办、靠各界人士赞助，经过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中国当时最杰出的私立大学，在战火中成为一片废墟。

时已转往南京的张伯苓闻此凶讯，当场昏厥，尔后老泪纵横，悲怆不能自制。

当天下午，张伯苓强忍剧痛，以悲壮的语调和不屈的精神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ldo;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

&rdo;[5]

7月31日，蒋介石约见张伯苓，以同样的悲壮与坚毅之情表示：&ldo;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rdo;。

[6]

蒋介石与张伯苓的谈话，给茫然四顾的平津教育界人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由此增添了一份慷慨悲歌之气。

此时的日本人十分清楚，要彻底击垮一个民族，除动用武力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予以摧毁，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彻底征服。

但&ldo;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权威逐渐南移，唯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

&rdo;[7]因此，日本军队决不会轻易放过平津高校和高校中的民族文化精英以及珍贵的文化遗产。

事变前就把平津高校作为重要征服目标而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队，终于将南开大学置于炮火之中，开始了精神上的征服。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在眉睫。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罪行，提出了&ldo;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rdo;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办学。

8月17日上午，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在南京汪精卫寓所召开，共邀请16人参加，分别是：

张伯苓、蒋梦麟、黄炎培、张嘉森、张耀曾、沈钧儒、曾琦、▲李璜、▲蒋方震、▲梁漱溟、▲陶希圣、▲傅斯年、毛泽东、马君武、晏阳初、▲胡适。

由汪精卫主席，列席者有蒋作宾、王世杰、吴达诠三部长及秘书长张群。

所邀人员大约有一半出席（有▲标志者），时在延安的中共领袖毛泽东由周恩来代表出席。

从受邀人员名单可以看出，此次会议除了军事上的讨论，更多的是对文化教育方面的关注，平津地区教育、学术界何去何从，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讨论。

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

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北（西安）临时大学。

两个临时大学以原各校校长任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迅速赴当地选址筹备，尽快组织师生撤出平津地区在新校舍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