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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大宋诸谍事（第2页）

，是专管侦察、刺探官民情事的官职。

用于巩固政权，监察百官言行，稍有不满、不轨之意，便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以至于流传着一句民谚：“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

（卢洪、赵达均为校事官）。

朝廷百官无不在其监控下胆战心惊，瑟瑟发抖。

到了南北朝时期，“侯官”

“典签”

等特务机构应运而生，巅峰时期侯官一度发展到上千人。

唐代并无真正意义上成建制、成系统的特务机构，但朝廷依旧成立了专门监控民间舆情、收集地方情报的类谍报机构：如“察事”

、“进奏院”

等，以及武则天时期推事院的“内卫”

，大开告密之门、任用酷吏监察言行、排除异己。

唐美宋兴。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

取得皇位，害怕旧事重演，授命“武德司”

严防诸将串谋和禁军异动，同时也要负责对外情报的刺探。

赵光义在位时期，更名为“皇城司”

，负责执掌宫禁、周庐宿卫、刺探情报，一度达到数千人规模。

随着规模和职权逐渐扩大，皇城司也由专司军情逐渐涵盖官情民事，属于正儿八经皇权直辖下的特务机构。

赵匡胤在创业期间就深谙间谍精髓。

谋略荆南时，就指示卢怀忠以出使为名，借机探查荆南的实力与地理情况。

在得知其“山川向背”

以及“控弦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

的情报后，直接出军，荡平荆南。

攻取蜀地前，赵匡胤不仅诱降蜀国间谍孙遇等人，还截获了蜀国孟旭写给北汉国主的密信，得到向蜀国开战的理由。

赵匡胤之后的太宗、仁宗、真宗等，也多注重军事情报的获取。

在当时文臣武将的心目中，用剑也不再是卑鄙之事，而是为获取胜利采取的必要手段。

989年，宋太宗赵光义召集群臣商讨备边御戎的计策，大臣田锡上奏认为，应加大对间谍在军事领域的开发与利用。

右拾遗王禹偶则更进一步，主张“行间谍以离之”

，认为辽国作为新兴国家，内部由若干部落组成，因此可以“间谍番中酋长”

，使其相互攻伐，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

宋辽谍战的高潮是在澶渊之盟以后。

萧太后和辽圣宗在1004年南下亲征失败，促使辽与宋签订“澶渊之盟”

。

盟约之后虽无大战，但双方在暗中频频交锋。

通过间谍调查对手的实力与军事分布，一旦有可乘之机，就给对方致命一击。

宋辽双方都有相对完备的间谍机构。

北宋在中央设有直接由皇帝领导的“皇城司”